关于风险防范和化解的经济学思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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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今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。如何防范和化解重大经济风险是一个重要问题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要树立自下而上的心态，用“桶原理”既要补短板，又要注重夯实底层基础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任务，我们必须居安思危，增强危险意识、风险意识、责任意识。” “我们要防范和管理各类风险，但要重点防范和管理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风险”面对重大变化，我们必须深刻理解总书记提出的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要求，坚持战略思维和系统思维，提高科学预测能力，识别各种风险挑战，引领发展。我们要从发展的角度看待风险。风险与不确定性直接相关。如果世界是确定性的，那么就存在着不确定性。 不会有任何风险。现实生活中，风险无处不在、无时不在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当前，外部环境复杂，风险挑战严峻，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”。从横向看，全球风险不断加大、难以预测，世界正在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。人类最初制定的规则是功能失调，秩序正在崩溃，不确定性的风险正在增加。从纵向看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呈现出“加速”的趋势。农业社会是“变革的社会”。 “缓慢”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1000年没有明显变化。工业化之后，变化开始加速，出现“剧变社会”。100年内将发生巨大变化。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经过三次工业革命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进入信息社会，数字化、人工智能等变化正在加速，10年后我们将看到重要变化。 常见风险转变为严重风险的频率和速度加快。使用系统思维来考虑风险。经济体系融入社会体系。随着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增加，做经济风险。如果我们看景气周期与风险周期的逻辑关系，景气周期主要体现在“支出-收入”循环、“资产-负债”循环等，同时也包含风险。例如，家庭部门从商业部门购买产品。商业部门收回成本，赚取利润，并有资金雇用工人。当工人领取工资时，消费支出就会发生。收入和支出之间形成一个循环。如果分配不流畅或者内部需求严重不足，需求与供给之间就会形成负反馈，风险就会积累。风险积累的宏观效应是储蓄与投资的失衡、供给与需求的失衡。宏观经济平衡的条件是储蓄和投资相等。如果储蓄和投资不平衡，就意味着市场不干净。宏观经济政策，特别是财政政策政策，对于维持这种宏观经济平衡状态是必要的。另一个例子，债务形成资产，资产的收入偿还债务。这个周期容易产生流动性风险和资产贬值风险。从风险周期关系来看，当企业出现问题，风险外部化时，风险就会积累、扩大、公开化，转化为公共风险或宏观风险。随着公众风险的增加，很多企业都会感受到压力。风险周期因参考框架而异。在经济高增长的趋势下，个人风险的外部化程度不断降低，公共风险呈现收敛趋势。在经济危机中，私人风险外部化，债务违约增加，公共风险扩大。防控重大风险，首先要认识风险周期，知道从哪里入手，解决什么问题。如果风险揭示过程中形成关联效应，所有公司都会受到影响。在压力下。为了避免接触它，就必须及时切断它，并尽快改变预期。要及时研判风险周期状态，不放过低成本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机会。否则就会变成危机，就会逃避解决的成本。及时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，充分认识政府在公共风险方面的责任和任务。通过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共风险，宏观经济的确定性可以最大化，这自然会带来市场的良好预期。市场交易，例如股票市场，涉及风险，人们在进入市场时应该做好准备。政府只要制定规则并监督规则，就可以通过市场优化资源配置，实现优胜劣汰。但当它成为一种公共风险并且无人能够解决时，政府就必须采取行动。当公共风险最小化时，市场可以自主且正常地发挥作用。准确把握政府在公共风险管理中的职能定位。从方法论上看，政府对公共风险的管理旨在限制风险周期的积累和扩大。首先是预防，防止个人风险蔓延和公开。如果企业内部发生风险且影响越来越大，政府认定其有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甚至波及公共风险，就需要及时压制个体风险，防止其向社会公开。第二步，化解和避免公共风险引发的市场收缩。当公共风险形成时，必须及时应对，防止其内部化。内部化导致实体风险成本增加并产生悲观预期。当政府管理公共风险时，他们必须从最薄弱的环节入手，控制风险循环。从工具的角度来看，有必要提高合同的完整性。企业违约现象不断增多，规模不断扩大，违约期限不断延长。对于一些公司，尤其是中小型公司来说，越来越长的时间可能会带来问题。如果大量中小企业倒闭，失业率将会上升。同时，法律、制度和政策的不完善也会放大公共契约的不完善性。提高合同诚信水平，需要以法治和政策为保障，以改革为动力，创造为经营主体提供长远预期的制度安排。灵活运用政府政策工具管理公共风险。首先是提供“风险市场”，包括保险、银行、证券、期货及其衍生品。小实体他们c转移风险、分散风险并在这些市场进行对冲，以吸收市场内的风险并规避风险。外包成为公共风险。然而，这些市场并不是自然存在的，需要组织和监管。二是提供无风险资产。政府债券被视为无风险资产，并作为风险资产定价的基准。优化国债结构，促进国债布局，改善国债收益率曲线，是完善资本市场、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关键，应立即推进。三是更好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。作为金融体系的最后贷款人，央行促进充足的宏观经济流动性和稳定、稳定的货币价值和稳定的估值。此外，如果其他团体无力承担费用，政府必须采取行动。系统地重要的金融机构有资格获得风险缓解。有效化解风险是当今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，也是防范经济金融危机的第一步。风险救援首先要切断风险传导链条，防止风险进一步外宣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公共政策是政府规避重要风险的工具。公共政策是一个工具箱，是一个使用不同政策组合来涵盖经济风险、失业风险、自然风险和外部风险的政策体系。我们要遵循风险产生的内在逻辑，分清轻重缓急，认清风险链，准确落实政策。风险平衡非常复杂，不取决于具体行业或部门，必须从整体上判断。单独工作可能容易出现“配置谬误”，从而导致新的风险。在评估风险时，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，还要考虑经济因素。还有社会因素，这需要整体视角。了解消除风险与稳定预期之间的关系。在风险社会中，行为体的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变为风险最小化。这个时候，只有化解风险，预期才能改变，市场才会更加明朗，经济才能产生活力和内动力。消除风险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。事实上，风险始终存在。风险解决针对的是公共风险或正在公开的风险，而不是市场风险。垮台的政府不需要消除市场风险，但这正是优胜劣汰机制所需要的。要以防范风险和稳定预期为主线，避免宏观经济风险预期上升。内部风险方面，要有效控制房地产、地方债务等领域风险周期性积累提高政策确定性和预见性，落实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，加强产权保护，把握好中央和地方关系，形成抑制风险周期性积累的制度安排，更好引导社会预期。从外部风险来看，重点是核心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。我们要避免让外部风险涌入增加内部风险，通过风险对冲来应对充满风险的世界。这意味着首先需要采取措施预防风险，还需要采取明智的策略来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。我们既要打好一场防范化解风险的有准备之战，又要打一场化险为夷、化险为夷的战略性主动战。只有这样，才能把握经济发展的大势，持续发展。切实增强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，实现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。 （本文来源：经济日报 作者：刘尚希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金融科学院原院长）
（编辑：胡峰）